赵永帅，秦龙 | 习近平关于“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整体视域
秦龙，男，1973年生，辽宁锦州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大连海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才。
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家治理问题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3项，其他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10余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或转摘。出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走向时代深处的马克思主义》等学术著作6部。多次获得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科研奖励。
摘要：习近平关于“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对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内在逻辑展开了实然性审视和应然性阐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承接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新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新样态。作为一个整体性理论，“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图景厘清解决中国问题与解决世界问题的内在逻辑，以时代性问题意识、共同性价值谱系和整体性发展样态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破题、领题并解题。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需要深入理解和重点阐释。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把握、揭示和期许人与自然、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内在逻辑与整体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与自然相处观的生命高度、空间观的家园维度和发展观的人类限度，创新性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通过铸牢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汇聚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和民族与国家共同实现的价值目标，时代性阐释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新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系统性阐释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新样态。“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图景以整体性视域，在价值目标、现实样态和运行机理的整体性维度，为中国和世界发展问题开篇破题、主动领题和立论解题。
1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相处观、空间观和发展观的新境界
习近平立足人类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论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人与自然相处观的生命高度、人与自然空间观的家园维度和人与自然发展观的人类限度，阐释了人与自然内在逻辑的新境界。
1.1 人与自然相处观的生命高度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人与自然关系”都进行了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时期提出的“绿化祖国”和邓小平时期提出的“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把人与自然的相处观落实为处理“国家与环境”的关系。江泽民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胡锦涛时期的“科学发展观”，把人与自然的相处观转换为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生命”的高度看待自然、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2013年在解决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问题时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由此，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关于人与自然相处观的生命高度得以确立。
习近平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和实践动力，以生命高度看待生态环境问题，从生命存续和生命品质的双重维度阐释人与自然相处观的生命高度。新时代，中国转变以往“国家、经济发展为主导”或“人为主体地位”的生态治理方式，站在“生命”的高度倡导平等、甚至“自然优先”的人与自然相处观满足生命存续的新特点。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大自然是一个开放的整体，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存续是必需品，不能以一部分地区的环境破坏换取另一部分地区的发展；不能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换取当代人的发展，剥夺下一代人平等的发展权利。人与自然相处观的生命高度用大局观、长远观和整体观保护人类存续的生态基础，维持自然界、人及其代际生命的生存和延续。新的历史方位，人民生产、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活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在新的客观环境下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命品质的新需求。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由此可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命的关注不再停留于吃饱穿暖等衣食住行的基本满足，开始对生存质量、生活品质和环境产生时代性的新需求。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生产和生活日益增长的品质要求，国家站在人与自然一体的生命高度，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在生命高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相处观的生命高度是基于新时代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对新时代人与自然相处观的时代发展和科学导向，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基础性内容。在不断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相处观生命高度的科学论断通过价值导向，把人民群众对生命存续和生命品质的需求内化在生产发展的各个环节，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
1.2 人与自然空间观的家园维度
改革开放40年来，人与自然的空间变迁既有成效，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讲话中，针对土地利用率低的“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和大园区”等现象指出：“这不是强壮，而是虚胖，得了虚胖症，看着体积很大，实际上外强中干、真阳不足、脾气虚弱。”以此为代表的空间失衡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形成严重的挑战。习近平在论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过程中，多次以“家园”一词描述生态文明的空间重构愿景，倡导以家园维度重塑人与自然的空间观。
人与自然的空间观是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表征。习近平强调的“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都是以富有家园意蕴的时代性阐释塑造人与自然空间观的家园维度。习近平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科学合理布局和整治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空间结构过程中，“家园”的统一性和价值性超越传统生产、生活等空间的分离。家园维度寻求资源选取、生产生活方式、循环利用、资源配置等最优化的过程，以统一性的思路实现每一种资源、每一个过程在生态系统的整体中发挥最大、最佳的效果。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空间构筑不再是为了支持生产、维系生活和供给生态的某一个目的构筑彼此区分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而是在空间的整体性中构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家园共同体。在家园维度的价值性方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注重以价值引导、素养提升的方式建构人与自然空间观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家园维度构筑人与自然空间观切实履行了对人民的承诺。人与自然空间观的家园维度突出人的主体需要，重在满足人民对空间构筑的精神需要，倡导把主体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共同价值追求上。人与自然空间观把这种家园维度渗透在重构空间格局、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追求绿色生活方式的全过程，真正以绿色、循环、低碳等理念和方式构筑家园。
人与自然空间观的家园维度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核心内容，即导向人们的生存、生产和生活实践构成整个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物质空间的变迁与重组。以家园维度重构人与自然空间观既调整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物质关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达到新时代人与自然空间观的新境界。
1.3 人与自然发展观的人类限度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必然规律和现实逻辑，构成了人与自然发展观的人类限度。习近平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规定了以人类限度的现实标准来规设人与自然发展观的时代内容。
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发展中人与自然的阶段性发展观对资源、大气、水、土壤、森林、气候等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当今时代，当自然界频繁爆发超出自身承受限度、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灾害，人类在自然面前的限度愈加凸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发展观的人类限度这一时代标准，革新人与自然的发展观。习近平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人与自然发展观内涵人类限度，彻底否定“人类主宰或主导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中国处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之际，改革的各项事业都处于攻坚克难的阶段，必须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重视人类限度这一人与自然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开拓各领域各行业的发展升级之路。人与自然发展观的人类限度遵循新时代国家发展路向、植根人民群众需要，主张“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价值上明确人民的生态需要即是人与自然发展观人类限度的目标指向，在行动上确立人民的生态实践即是人与自然发展观人类限度的现实内容。
习近平把人与自然发展观的人类限度，以理念、政策、制度、实施和监督等发展内容，全方位贯穿在发展之中。国家通过“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红线作为生态环境的生命线”等部署，以“人类限度-生态文明-人民幸福”的辩证关系完成对人与自然发展观人类限度的创新性阐明。
2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民族与国家思想共识、现实动力和价值目标的新使命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道路。新的历史方位，如何处理好民族与国家关系，全面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使命。习近平在一系列工作调研、专题会议和重要批示中，通过对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系列论述，阐明新时代新形势下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思想共识、现实动力和价值目标，以高度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承接并落实新时代新使命。
2.1 铸牢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
铸牢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基于马克思民族国家关系理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过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研判，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是客观规律、历史事实和现实要求。习近平高度重视民族与国家的思想共识对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多元内容和多种方式铸牢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
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民族事业与国家事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思想共识时注重掌握规律、坚持原则和讲究方法的工作方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得到了人民的高度认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铸牢新时代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方面习近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宗教工作，铸牢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宗教问题始终“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面对新问题和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理论宣讲、文化交流、民心工程、区域发展等多种契合民族与国家共同性的实际内容，不断加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坚持我国宗教发展的中国化方向；注重同步培育各民族成员的民族身份意识和中华民族身份意识，使每个民族成员牢固树立中国公民和本民族的双重身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另一方面，习近平高度肯定各民族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次的诞育、分化、交融等磨炼，才形成今天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习近平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当今时代，各民族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习近平注重抓住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场合等历史契机，用“共同稳固的历史基因”唤起各民族新时代“团结统一、走向复兴的现实基因”，广泛激发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
回眸历史，展望未来，铸牢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发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力量、生成新的内容，多维向度凝聚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历史基因和现实力量，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民族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
2.2 汇聚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
汇聚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和主体。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生动描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运行状态。习近平拓宽思路、开放路径，站在民族与国家关系新使命的视角，以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格局汇聚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主体构成。同时，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举措和实践方案不断调动主体的现实力量，汇聚新时代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
习近平以统一战线的主体格局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汇聚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习近平指出：“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一方面，习近平注重民族团结，通过全方位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基础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情势，形成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习近平充分意识到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切实拓宽、落实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建言献策的途径；注重与时俱进，把握和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及时肯定其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全球化发展新的阶段和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大力主张“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汇聚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主体格局的带动下，多元主体置身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各项“区域发展”等实践内容，构成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维度。
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以更开放、更广泛的“共荣共进”现实发展场域，生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机理。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在国家发展的各行各业、各领域，以多种途径、多重维度，把全体海内外中华民族汇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潮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新思路以开放多元的路径激发整个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汇聚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的现实动力。
2.3 指向民族与国家共同实现的价值目标
习近平指出：“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关系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统一。这和民族与国家关系最终实现的目标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的双向路线达成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实现。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民族工作出发，通过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指向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新时代各民族之间通过丰富多样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样化的民族交往中形成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现实过程。在坚持各民族一致性与多样性、整体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中，以政策导向和人民认同牢固树立各民族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培育共同的精神家园。人们通过情感依托、思想共识和文化归依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现实活动，把精神力量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力量，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从国家工作出发，通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指向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基于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要求，新时代，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梦想愈加需要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综合提升。新时代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必须依靠各民族凝心聚力的不懈奋斗。总结过去、研判现在和谋划未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最能把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协同起来的目标。习近平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统合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的共同性、全局性价值，指向民族与国家共同实现的价值目标。
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确立了民族与国家共进共荣的价值目标，统合了民族与国家的共同使命与时代责任，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民族与国家共荣共进生成的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激发各民族的共同目标感、使命感、奋斗感，夯实实现梦想的社会基础。
3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与国家生存、发展、相处和互鉴的新样态
历史与现实愈加表明，单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应对和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在新的世界历史阶段，世界各国必须以新的发展样态把握国家与国家间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指出：“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成国家与国家共同生存、发展、相处和互鉴的新样态。
3.1 建设国家与国家共建共享的“生存共同体”
建设共建共享的“生存共同体”是国家与国家共同生存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世界各国生存问题无国界”的时代命题，倡导人类赖以存在的“生存共同体”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建共享。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生存共同体”不仅包括传统疆域，还包括关乎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深海、极地、网络和外太空等新疆域。中国着眼全球传统疆域和新疆域的发展与治理问题，与时俱进推进共享共建的“生存共同体”。一方面，中国不断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遵守全球生态协定、加入全球环境组织等方式积极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的中国责任。另一方面，中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和规则，不断推动新疆域的治理秩序朝着共建共享的“生存共同体”方向发展。“生存共同体”不仅关乎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更关乎人与人、国与国的共生共在。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要坚持以共建共享的人类整体生存意识匹配整体性存在的“生存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整体命运与共”的生存观，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存准则，以“生存共同体”实现国家与国家共建共享的生存新样态。
3.2 构建国家与国家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
构建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是国家与国家共同发展的实质。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当今时代，“利益共同体”具体表现为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全球化的物质生产、精神活动、历史演进和人的发展等世界交往方式，使各国形成了一个彼此密切联系的现实发展网。
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让“利益共同体”落地生根。一方面，中国“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愿意为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提供机遇和空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发展战略，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世界。中国不断支持高水平国际贸易发展、实行投资自由化、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另一方面，中国积极营造开放透明的世界经济市场，坚持把经济全球化作为国家与国家共同繁荣的客观场域和现实纽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建立公道正义的国际机制和符合共同价值的国际规则，让更多主权国家能够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得合作共赢的平等发展机会，为“利益共同体”提供保障。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在世界经济市场中的角色不断转变，为实现各个国家共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起到重要作用。建成国家与国家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是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正确的义利观，齐心协力做大共同利益、追求共同价值，为世界各国提供共同的发展机会、让世界各国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以此，把“利益共同体”建成国家与国家之间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样态。
3.3 打造国家与国家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
打造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是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的保障。当今世界，全球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和公平赤字等问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在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频发。习近平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和维护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坚决不把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化解冲突机制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建成国家与国家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一方面，中国以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安全合作论坛等举措积极推动构建区域性的“安全共同体”。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既致力于推动中俄、中日、中印等安全合作的开展，又努力为整个亚洲安全与和平环境主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明确表示，“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积极推动全球性的“安全共同体”。中国深知世界和平来之不易，积极推动国际热点难点问题朝和平方向发展，大力投入人力和物力参与全球维和，展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与恒心。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量和供给能力对于维护世界安全意义重大。当今时代，国家开放水平和世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对国际公共物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不断加强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提升国际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矢志不渝积极推进建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维护世界和平。“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目标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打造主权国家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在行动中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应对安全问题；在理念上强调以正义和道义树立全球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方合力构建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致力于建成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的新样态。
3.4 营造国家与国家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
营造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是国家与国家交流互鉴的纽带。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彩之处在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不同民族、多种宗教能够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国情展现多元化的文明样态。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多样化的文明形态为纽带进行开放包容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样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的“文明共同体”为不同文明提供“各美其美”的发展空间，鼓励不同文明基于各自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继续扎根现实生活和人民精神需要进行时代性创新。在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丰富的文化传播载体和文化创新形式，为各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时代生长空间。中国倡导世界各国鼓励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抓住机遇积极创新，让世界多样性文明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同时，“文明共同体”为多元化文明提供“美人之美”的交流互鉴空间。中国始终坚持不同文明无高下优劣之分，都是以平等的姿态和机会参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倡导各国各民族遵循文明传播发展的流动性、开放性规律，以文明为纽带去了解彼此、取长补短、交流互鉴和共同进步。最终，“文明共同体”以“美美与共”的开放包容姿态，把多元文明的差异转化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创造性力量，用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为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提供相融相通、以文化人的文明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构建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唤醒人类共有的文明基因和价值理解，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认同、互相理解的文明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致力于建成国家与国家交流互鉴的新样态。
4 “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图景：为中国与世界发展提供破题、领题和解题的新方案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在不同维度阐明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理论整体，习近平“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图景以整体性视域内涵解决中国问题与解决世界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用时代性的问题意识、共同性的价值谱系、整体性的发展样态为中国与世界发展问题的破题、领题和解题提供新方案。
4.1 时代性问题意识为中国与世界发展开篇破题
当今时代，世界已然成为一个整体，中国问题已然作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解决中国问题也是在解决世界问题。新时代中国改革事业亟待解决的生态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待凝聚的民族力量，解决人类共同挑战亟待建构的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都与世界发展、全球治理存有内在关联。习近平“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因时代问题而出场，以明确的问题意识捕捉时代难题为中国与世界发展开篇破题。
新时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旗帜，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表达中国生态治理的目标和决心，导向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高度重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认识到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现代化发展新格局”作为时代课题。新时代，国家民族工作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如何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汇聚到民族复兴的宏图伟业中”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全新思路。中国把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与国家关系放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位置，也为世界各国重视民族与宗教问题设定新主题、开启新篇章。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积极置身全球化潮流，统筹国家外交工作的开展和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并积极把握时代主题、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倡导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能够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发展赤字、环境赤字和治理赤字等全球性困境，为革新世界治理秩序摆明问题。
“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图景直面时代问题，把最突出、最难解决的问题摆在国家发展方式转变和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位置。“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以问题意识为时代导引，精准把握的时代问题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高度认可；以共同体路径破解时代问题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外各领域、各行业和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习近平“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图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为中国和世界发展开篇破题。在确立重大时代课题，引领问题的解决思路等方面，彰显了新方案对于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4.2 共同性价值谱系为中国与世界发展主动领题
梳理和提炼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不难发现，三个维度的共同体理论都指向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可持续性发展关系，并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厘清“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的价值谱系，为中国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主动领题。
习近平把正义作为“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的底线价值。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习近平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智慧主动领题，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永续发展之路树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命正义观”；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习近平用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共同夙愿主动领题，以“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保证每个民族都有共同机会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正义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习近平坚持以世界各国的共同价值主动领题，把“推动建设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维护各主权国家“发展正义”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把公平作为“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的基本价值。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维度，倡导国内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和各阶层，国际范围的各主权国家和组织都公平享有关于自然生态、生存环境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维度，习近平坚持各个民族具有同等的地位，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在“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民族复兴格局中，各民族要坚持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的统一性，公平地承担责任、享有成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各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中享有公平的空间生存、利益维护、安全发展和文明创新的权利。“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最终指向实现多向度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公平作为基本价值、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的价值谱系，既抓住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现实结构和社会状况，又考量了人类和全球发展的实际意义和终极目标。“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主动领题，把中国与全球的发展纳入共同的价值谱系中，积极探索新方案。
4.3 整体性发展样态为中国与世界发展立论解题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理论图景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世界和平安宁、繁荣开放、清洁美丽展开的时代理论和现实解题。习近平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着眼中国和世界两个层面的整体性发展样态，把“人类”和“世界”作为重要解题维度，在为解决中国国家发展问题立论解题的同时，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新方案。
“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图景中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展开的彼此依存、空间重构和绿色发展等生态建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顾全国家大局、人民整体的立论。同时，这一立论适用于解决全球范围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困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引领全球生态治理释放世界整体、人类永续等共同价值能量，积极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革新、创新应对气候变化路径，探索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生态治理方案。在为中国提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新方案的同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也为他国生态治理以及整体人类与整个自然界的相处提供解题新方案。“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图景中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主张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达成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民族国家发展样态。这一立论能够在凝聚多民族共识、汇集多民族力量、统一多民族行动等环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解题方案。在开启新时代国家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同时，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处理多民族之间关系、多民族与统一国家关系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民族事业发展提供解题经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内涵多文明和谐相处、广泛包容与交流互鉴的范式，为探索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之间新的交往交流交融方式提供重要的解题启示。同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演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果能够为全球各主权国家之间的相处带来立论解题思路。“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图景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整体人类“命运与共”的发展样态能够指引和汇集人类进步与变革的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的时代立论既有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价值期许和建构，更有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成立和发展“亚投行”、举办多种“高峰论坛”、主办各类“国际博览会”等实践层面的现实发展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列倡议、重要举措，是中国聚焦世界局势、把握时代脉搏的有效解题思路，也是世界秩序走向和平与发展、文明与繁荣的时代之需。
“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在立论解题过程中，试图突破单一以“经济”为衡量国家发展、世界局势的标准。在追求生产力发展之外，习近平注重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对推进国家改革方案和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作用。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所进行的整体性考量、带来的全局性发展和推动的全方位进步，为中国与世界抓住机遇、共同应对挑战提供立论解题的新方案。
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呈现出对人与自然发展范畴、民族国家发展路向、主权国家交往范式的重大创新与实践引领。深入阐释习近平“三位一体”共同体理论图景的内在关系与整体视域，对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科学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民族和国家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引领不同群体、阶层、民族和国家在生存方式、生产模式和生活样态等方面的理念创新、价值重塑和实践转向具有实际价值。习近平关于“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整体视域蕴含的话语创新、理念革新和方案实践，能够深刻洞察和理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道路选择，客观把握全球化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蕴。